“我是里克公司的代表，我的派遣单位在护照上写明了的。”这是审讯记录里的一段话。

“很杂，很零碎，从市场价格到贸易的情况都有，也包括施季虹给我的那些情况，要我一样一样地谈吗？”

“不，我不否认帮助施季虹诬陷了那位卢先生。施季虹不他，一心想甩开他，她来找我帮忙，我不知为什么竟鬼使神差答应了她，也许在那一分钟里我上她了，我也只过她这么一分钟，可是这对于我，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不过我们和江一明家里的那桩盗窃案没有关系，千真万确没有关系。”

“你向他们提供了什么情报？”

“我把我在香港所住的饭店告诉了威利，在我每次去香港度周末的时候，有人会打电话来，通知我什么时间到什么地去，把情报放在指定的地，这放置情报的地都是他们事先选好的，比如：公园的凳下面，垃圾站附近的石堆里，空酒桶里等等，这也是他们向我付钱的渠。”

冯汉章不同于施季虹，在审讯中很难速战速决，一鼓克之，这一，段兴玉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审讯的展似乎比他预料的还要棘手，冯汉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基础站住了脚跟。他先是痛快地供认了利用施季虹行情报活动和参与陷害卢援朝的行为，表示服罪。但对其他问题的供述却让段兴玉摸不着虚实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既然捕前缺乏侦查过程，审讯中现艰难局面就必定是难免的。所以在第二天便不得不把审讯停了下来。

“我们是在你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前一分钟逮捕你的，据我们知，里克公司并没有来电报召你回去，我们还知，你在北京的生意正在得手，尚未完成。你回答，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不告而别呢？”

“施季虹已经在盗窃现场留下了痕迹，案发后，你们唯恐罪行败，串演了一移接木、嫁祸于人的丑剧，难连这个你也否认吗？”

“你一样一样地谈。”

“你指使施季虹在江一明家盗窃绝密情报，事前是怎样接受指令的？”

“你们怎么联系，情报怎么传递？”

“你说冯汉章吗？”周志明放下饭盒“也不是不可能，他估计到自己罪行早晚会败，三十六计走为上…”

开始了这个案件的最后一役——预审。

冯汉章当时怔了一下，但很快便镇定地说：“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什么指令。”

“你看…冯汉章会不会另有一条闻警途径呢？”段兴玉非常迟疑地说。

“不不！”他断然地摇摇，敲着桌上的审讯记录说“据我的印象，他绝不是他自己在供述中所描绘的那一时冲动犯了错误，以后又风声鹤唳，吓得要死的人，绝不是的。你没发现吗？他在被捕之后是多么冷静，在审讯中的对答是多么有条不紊、恰如其分，这超乎常人的冷静自然使人觉到他似乎受到过专门的训练。像他这样份的人，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职位，置商业信用于不顾而放弃成在望的买卖，甚至连自己的东西都扔在前门饭店不要，也不同饭店结账便不告而别，这简直可以说是在仓皇逃命了，难仅仅是凭了莫名其妙的预，凭了虚幻的第六神经吗？不不，这是说不通的，他一定是接到了表示危险的确实信息，不得已，才猝然走的。”

冯汉章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副故作轻松的神态，这使段兴玉当场就把脸沉了下来，得给这家伙的心理上造一儿压力了，天底下就有那么一些吃不吃的人！

段兴玉的指尖在审讯记录

“确实信息？”周志明疑惑地眨眨睛“施季虹贴在歧山路的报警信号，说不会发生报警作用呀，她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四多钟贴的，冯汉章到二十九日上午在北京已经买了飞机票要溜了，一共不到两天的时间，那个胶布条也太神了。”

“段科长，”周志明的呼唤声打断他的思索，把他的视线从审讯记录上拉了起来“该吃饭啦，今天堂吃饺。”周志明把手里的铁饭盒摇得哗哗响。

“啊？”周志明有儿呆，没说话来。

冯汉章默不作声，脸变得涩起来。

“冯汉章，我提醒你注意，被审讯者在回答问话时，是不得使用外辞令和戏谑的语气的，你虽然是外籍人，但是你背着你的国籍国政府在中国领域里行侵害中国利益的犯罪活动，同样要受到中国法律惩。我奉劝你认真思考一下，争取一条从轻理的路才是上策。”

“你非法搜集我国军工生产情报，陷害我国公民，难这也是代表里克公司的吗？”

他没动，若有所思地凝望着周志明，自言自语地问：“他真是凭着预才决定逃走的吗？真是虚无飘渺…”

冯汉章的派遣机关是哪里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的供述究竟可信不可信呢？

冯汉章在谈那些情报的项目和内容时，态度很认真，回忆很仔细，但段兴玉却觉得他是在耍，在装腔作势地演戏，他故意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大堆极不重要的情报项目，连计划生育和居民换房这方面的情况都列了上去，避重就轻的用心是很明显的。段兴玉耐着听完了，突如其来地问了他一句：

“你不知向你提供金钱的机关，但直接给你钱的那个人，你总该知吧？”

他们真和盗窃案没有关系吗？这是不可能的。但要立即向冯汉章证明这一不可能，却仍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段兴玉只好把这个问题先搁下了，他换了个方向往下问：

“当然，我承认，这些事并不是于里克公司代表的职责。我是为了金钱才的，有人愿意付给我很的酬金，就这么回事，至于说那是个什么机关，我无可奉告，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那究竟是…是什么机关。”

“说实话，我很后悔帮了施季虹那个忙，我到后来才意识到我给她那些东西——密写药、照相机，是多么的荒唐和…担风险。这件事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昼夜不安，有时我很绝望，觉得我完了，几天前，我突然动了逃走的念，因为我预到…”

整整一上午，段兴玉坐在办公桌前面没有动窝，那几张审讯的记录稿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桌上摊了一片写满字的纸。审讯记录中重要的段落他都分门别类地摘抄来，颠来倒去地琢磨、比对着，各假设一个一个地产生来，又一个一个地被推翻了去，他期冀着能从这些供词中发现一丝纰漏和矛盾来。

“那个人叫威利，我叫不他的全名，也许连威利也是个假名字，我们以前是在渥太华偶然地认识的，他好像是个推销商，我们后来见过几次面，都是泛泛的接，次数也不多。在里克公司决定派我来中国常驻以后，他来找我，同我谈起一家大财团愿意和我一笔生意，只要我去中国后向他们提供某些他们兴趣的经济情报，就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酬金，我同意了。当然，威利不肯说那家财团的名称，这是掮客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