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是你们要我死，你们不要在这儿，我不要。”

“好，那妈妈出去，你好好休息。”何慕贤看了看早已钉死的窗户，拉上房门，到隔壁房间去了。

房间里空无他人了。窗帘把日光也遮暗了，范丹林肯定还在楼下走来走去。一个自天而垂的巨大钟摆形如铁锹，在摆来摆去。她荡秋千一样攀在了钟摆上，手抱“锹把”脚踏“锹头”一南一北，一北一南，楼群在左右反复倾斜着，马路、立交桥在反复倾斜着，整个北京城在来来回回倾斜着，圆形的地平线来来回回倾斜着，变成无数的椭圆。她头晕了，天地云雾在眼前掠来掠去，风声在耳边呼呼作响。她越摆越高入了云端，要被甩出去了，身子一阵阵发飘，脊背一阵阵冷汗。她紧紧抱住钟摆闭上了眼，风声越响，身子越飘，已分不清南北，钟摆一搂粗，又硬又凉，是铜的？是橡胶的？她用力搂着，云中可能有雷电，钟摆上有麻麻的电感传到身上。她哆嗦着，这一下甩到九霄云外了。她手脱了，抛物线自高空急速坠落，湿漉漉的云雾自下而上急速扫过她的脸。下面是大地了，是高耸的千楼万厦，像林立的剑丛戳向她，飞速地接近，一下摔在上面了，粉身碎骨了，她啊地大叫了一声。

“红红，你怎么了？”母亲闻声进来。

她直愣愣地看着前面。粉身碎骨的她变成千万块美丽的血肉向四面飞散着，整个城市都被炸碎了，在宇宙缤纷横飞着。

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摔碎了，你们也死了，这个世界都炸碎了，要等待重新组合了。过一百多亿年，又有一个新的太阳系，再过四十亿年，又有一个新的地球，再再过一百万年，又有新的人类社会。

我没有说胡话。你们才是神经病。你们所有人都在胡说八道。你们的脸在假笑，你们的嘴在说假话，你们假装着握手，你们没有说过一句真话。我过去和你们一样。现在我清醒了，我这样轻松极了，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骂就骂。

人们都怕她，都哄她，都由着她发脾气，都看她脸色，她不用看别人脸色，（这是多轻松的事情。）不用回答别人问题，（这又能卸掉多沉重的负担。）不用解释自己的任何言行举止，一个人每天为这数不清的解释，有多么劳累紧张。为什么要笑，为什么皱眉，为什么脸色悒郁，为什么眼里看不见人，为什么穿这件衣服，为什么不想看电影，为什么这样看他，为什么那样看她，为什么和他一块儿走不和她一块儿走，为什么又为什么。现在都不用回答了。她这一下如释重负。她要松开捆了多少年的绳索，任意伸展自己的身心。

妈妈，干你的事去吧。我刚才有点幻觉，见有个大钟摆在天地间摆。现在清醒了。我神经很正常。只要你们别缠我。你们成天有数不清的问题问我，十几年来，把我问烦了。你们以后少管我，我就不会歇斯底里了。我现在比一般人更清醒。我就是怕你们问，在家里问，到班上问，从小问，大了还问，口头问，书面问，问题多得没完没了。你们管我呢，我想怎样就怎样。

可能有人看我可笑，我还看你们可笑。你们人人都在忙碌，都在钻营。有多大意思？就说你吧，妈妈，几十年来你扮演了一个多可笑的角色？你和爸爸每天晚上研究形势，研究人事关系，研究对策，不就为那点地位？哼，你也承认？十几年前，你把范丹林关在门外，今年你又一而再地写信请他来，不是势利眼？你仔细看看自己，像小老鼠一样跑来跑去，不可怜、可悲、可笑吗？

好了，是妈妈不好，妈妈糊涂。

所有的人都糊涂。她突然感到什么，急忙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

范丹林走完最后一个来回，手插在裤兜里站住，似乎在想什么。停了一会儿，没再转身，略低着头朝远处走了。

忙了一天，总算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明天西德记者希恩斯来访。范书鸿松了一口气，刚坐下，电话来了，是历史所党委办公室来的。因为希恩斯患病，未能来中国，他这次访华计划取消了。对范书鸿的采访自然也取消了。

听了这个消息，全家人一时都静得没话了，相视着，心理休克了。

“这倒好，白白给咱们解决了房子问题。”过了好一会儿，范丹妮打破静默讽刺地说。

“那你的党籍问题呢？”又过了好一会儿，吴凤珠问。

范书鸿也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他第一次感到心中有了讽刺的冷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