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建秋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和贾佳大概一个礼拜以后要到北京来。来看看我，顺便倒打盘回去卖。

边那个打手机的女士不耐烦了“Finland——芬兰，在欧洲北。”

我们到了外面，有卖的小孩，乞讨的小孩，我无奈地向他笑了一下，他耸了耸肩。这时我才发现，他来太匆忙了，只穿着一件黑T恤衫。“OH…”他抱着胳膊，我看到前面有一家小卖，就拉着他走去。里面和的，有一位女士在大声地用英语打手机，看来可能也是附近哪个酒吧太吵躲在这里的。

“去吧，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好吧。”

“要不然我真过去啦？”我吃了一冰淇淋说。

我遭到她的抢白，心里很不舒服，我想她应该是很看不起我糟糕的英语，而且居然还用这有限而暧昧的英语妄想和外国人沟通。

当然。他回答。酒吧里的音乐很吵，他示意我去聊。我向后的贾佳和白建秋使了个，就跟着他推门去了。

“好吧。”我从柜里拿《登天空》“明天晚上‘17’号酒吧有演，是木和另外一支乐队，到时候咱去看一下吧。”

“嘉芙，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一下演好吗？”

赵平没事就打过电话来，如果我不接就一直打到我接了为止，所以我们家的电话经常关上，但还是防不胜防，赵平的电话犹如见针般不断打过来(可能都是在东北旺的大街上欠着人家的钱打的吧)，到后来他一听到我接电话就骂我，程度严重到后来我们班的女生听我说了这事儿以后集写了一封骂人的信，让我下次赵平一打过电话来就照着读。这让我对赵平无可挽救地鄙夷同时也痛恨自己怎么就没早和他掰呢？要认清一个人的本质，看清楚第一次就不要留机会！你这个笨！绝对不要结固执吝啬的人，他可能固执地你，当然也可以固执地误解你！现在我真像厌恶一条蛇一样厌恶那个瘪三。我现在真恶心！所以当他下次再打电话找我时我当机立断地说：“我你妈，吧，傻！”从那以后他便消失在我的生活中了。

我的睛一直盯着他看，看到他叫啤酒，小过来递酒，他说“Thank you”然后一一喝酒。

两个世界

“啊？我不敢。再说说什么呀，我英语那么次，还不够给咱中国人丢脸的呢。”

“不会吧？”我笑着说“那过一会儿再说吧。”

第二天晚上我们坐地铁去了三里屯。我们坐在靠后的桌上喝酒聊天。坐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外国人，只能看到他穿着黑衣服，一动也不动。他一个人坐在那儿，有时候站起来拍几张照片，然后再静静地坐下，喝两啤酒。好看的柔和的背影，黑的衣服。上淌着一我喜的优雅气质。后来我才想到，那是灰所特有的气质。

“这有什么不敢的呀？去聊聊呗，我觉得他一个人坐着也应该无聊的。没事，去吧。”白建秋怂恿。

晚上我把他们送到海军休所的招待所里。然后再一个人走回家。

犹如“我来剥摇的”我来剥赵平的，就是他华丽的外衣。一个虚假自私的人，却在一本全国著名的令人尊敬的摇杂志上粉饰自己，让天下摇乐迷蒙羞，欺骗真理。纵然他将全天下的人欺骗，我也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于1974年生于陕西咸，1988年开始写一些“啊，理想走远了，还有追上她的脚步”之类的诗投稿给《中学生语文报》，1994年来到北京，来京之前曾在新疆、云南、南京一带转悠。1998年12月组建他现在的这支乐队“W”他的乐队名是个奇怪的名字。中国他最喜的朋克乐队是盘古，而对北京的一些朋克乐队嗤之以鼻。他住在北京西郊一间月租一百四十块人民币的房里，起床，烧开，然后写下诗歌。无分文，拖欠四个月的房租，饿着肚去录音棚，依旧东蹭西蹭，依旧在东北旺欠下电话费和买包的钱，劳动救不了命，依旧弱多病，靠最好的朋友的药钱活命。我知在他名利的光环下面，隐藏着一颗多么黑暗、糜烂、发臭的心。他写长诗，这个不孝的农民的儿，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很贱。

他说了几遍我都没听懂“What？…”

他们来的那天上午我在班里上课。学校现在对请假的事得特严。我给他们在桌上留了一个条，跟我妈代了一下就上学去了。

“敢不敢上去跟他说话？”贾佳说。

放学回家时见他们坐在我们屋里，白建秋弹着我的那把木琴。他们还是老样，建秋穿着一件黄上衣，贾佳则看上有儿傻乎乎的。我妈说白天她让一个战士带他们去逛故了。晚上住我们家旁边的海军休所的招待所。

“小孩儿…”我猜她心里肯定在这么评价我。

“Finland焛n Europe north。”

“你是哪儿的人？”我用英语问他。

“那个老外有意思的。”我跟他们说。

我吃完最后一冰淇淋站起来向那个人走去“打扰一下，”我说我可以和你聊会儿天吗？